路个的的奇思怪想

今天在床上还没睁眼时就有个同学问了我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，你吃饺子了吗？

这个问题虽然太过无厘头，但他的话里并无恶意，于是我据实回答说，没有。

当我起床后，又有一个同学问了我这么一个同样的问题。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，这个愚蠢的问题竟然接二连三地从十多个人的嘴里说出，我开始意识到了该问题的严重性。

于是在下一个人向我再次说出同样的问题时，我拉住他问道，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吗？他吃惊地看着我说，冬至啊！我还是不懂，问道，难道说冬至这天要吃饺子？他说，废话，这叫“过小年”，你不知道？我说，不知道。他带着鄙夷和不屑说，不是吧，这可是全国性的风俗啊！

我没再回答什么，人家都说了是“全国性”的了，我不能因为这个而否定我的国籍。虽然我完完全全不记得这十多年来妈妈会在这一“特殊的日子”做饺子给我吃，但由于我对某些“风俗”的确抱有成见，所以不排除“只是”我不知道的可能性。

于是我决定去吃碗饺子，以表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。

到了食堂后，我感觉到了这个“风俗”还真有点儿“全国性”的意思，因为几乎所有的窗口都在包饺子。我随便走到一个窗口前说，我要一碗饺子。大师傅指着一块牌子，问我要什么馅的。我把那块板子扫过：五花猪肉、洋葱羊肉、酸菜肉丝、鸡肉芹菜……真是琳琅满目，可是，竟然全都有肉！我带着不爽问道，没素馅的吗。那人翻起眼皮看了我一眼，答道，没！我换了一家，得到同样的回复。我开始一家接着一家地问，没想到把三个餐厅中所有卖饺子的地方全都转了一遍后，竟然全都没有素馅！

这个事实令我倍受打击。唉，不爽啊！当时的感觉简直是万念俱灰——天下如此之大，竟然没有偶的一丁点容身之地，呜呜。好凄凉的说，好悲惨的说，好过分的说，呜呜。难道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那种名为“被人遗弃”的感觉吗？

刚才问了问妈妈，她告诉我，咱们那儿“过小年”可不是吃饺子的。我问那我怎么不记得吃过什么特殊的东西？她回答说，瞎说！你不知道你小时候每年一到快过年就咳嗽是因为吃了些什么吗？！

 

附，“麻糖”图：

姥姥一个人住在乡下。

小时候逢年过节 ，爸爸妈妈总会骑自行车带我去看姥姥。当我远远地叫着姥姥跑到她面前时，总会见到她那不变的慈详笑容。

其实对于我来说更高兴的是，在看姥姥的同时还能见到众多的兄弟姐妹们，因为舅舅姨姨们也一样会去看姥姥。

随着科技的的进步，电话进驻了千家万户，舅舅们给姥姥也装了一部电话。这样一来，姥姥就可以经常听到儿女们的声音了，看起来呢还真是不错。

可是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自从安装了那部电话后，无论是爸爸妈妈，还是舅舅姨姨，看姥姥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了。过去的那种与节日融为一体的美好气氛，越来越淡了，一大家子人齐聚一堂的欢声笑语，也渐渐消失了。

 

姥姥步履蹒跚地将一盘盘的菜端上桌，等待着舅舅姨姨爸爸妈妈的回家。

菜，渐渐地凉了，姥姥倚在门口，却依然没有盼到远处驶来的汽车。

电话骤然响起。

——妈，单位有点儿事，这次回不去了。

——嗯，妈一个人挺好，你们现在都很忙，有时间再回来吧。

姥姥赶快挂断电话，她怕浪费电话费。

望着那一桌凉透了的饭菜，姥姥叹了口气。

 

人都消失了，电话代替了人。

事实上，单位的事儿并不紧急，工作也没有比过去更忙。

都怪电话！

如果没有电话，人就不会消失，至少不会如此“轻松”地消失。

我不用电话。

所以我依旧骑着自行车到乡下看姥姥。

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的嬉戏已然成为记忆，姥姥那慈详的笑容却依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 

守信的人往往无法容忍出尔反尔，个人感觉自己还算是一个比较守信的人，虽然不敢说能达到“承君此诺，必守一生”的高度，但是一般的事情还是可以做到言出必践的。

正因如此，我往往比较重视和别人的“约定”，比如和别人说好第二天上午有事，我甚至会因为怕睡过头而一晚不眠熬到天亮。当然我这个“夜无眠”的主要原因是身边没有闹钟，曾有人建议我买个手机当闹钟，我没接受，倒是不说嫌这个“闹钟”性价比太低，而是事实告诉我，手机这样的“闹钟”只能让人迟到得更过分。

我经常会被同学叫去他们那儿玩，一般情况下我会和他们约定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，然后到时碰头。不过令我比较郁闷的是，每次我到了约定的地点后，总不会见着“等我已久”的同学，相反每次都是我站在那个地方焦急地踱上很久后，才会见到我那可爱的同学从远处向我招手。

等他们屁颠屁颠地跑到我跟前时，我会作出一个看表的动作，然后对他们说，你迟到了XX分钟。接着他们会在“路上堵车了”、“睡过头了”、“没找到袜子”等理由中挑一个送给我，并加上一句“都怪你不用电话，不然不用在这儿等我这么久了”。

我想他们的意思是，如果我有电话，我就可以先找个网吧坐下，然后等他们磨蹭完后再打电话把叫到约定地点。后来我开始怀疑他们的这种“迟到”的行为是不是为了专门整我，然而一次又一次的“不谋而合”使我否定了这种想法，毕竟长期使用电话的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么强的策划能力的，所以他们的“团体作案”仅仅是一个“不是巧合”的巧合。

“不是巧合”的原因是，用电话能使人的时间观念变得很差。

这也是很好理解的，由于电话交流的“方便快捷”，使得人们不用再去提前为某件事情做安排，因为没什么事情是不能随时制定的，也没什么约定是不能随时取消的。

有一次我去找一个好友玩，由于没有事先和他打招呼，所以当他看到我的到来后，显得十分意外。接着我看到他拨了个电话，我模糊地听见他说什么不去了云云。我问他你是准备要去哪儿来着？他说没什么，本来和一个同学约好下午去钓鱼的，不过你既然来了，下次再和他去吧。

听到这话后我感觉很不爽，虽然这貌似很给我面子，但却不是这么个理。想想看，那同学可能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兴冲冲地作好了钓鱼的一切准备，可等到的却是我这同学的一个“我不去了”的电话，是何等的郁闷！

方便快捷，带来的竟然是出尔反尔！

 

平心而论，用电话的人经常说谎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，而且这也不全是当事人的错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，那是被逼无奈的。

因为一个人一旦有了手机，他就失去了自由。

手机就是一个跟踪器，无论你跑到哪里，它都会像一条绳子一样牢牢地将你拴住。想做自己的事情吗？门儿都没有！

更绝的是这个跟踪器和一般的不同，电影里的跟踪器只要你能发现它，就可以将之拆除，但手机不行。一个用手机的人若不想得罪人的话，就必须乖乖地二十四小时开着手机，而且一旦手机没电，就会被认为是“故意关机躲着我”，这个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

有这么个故事，说某人在周末想一个人清静一下，于是关掉了手机，当他在第二天回到家时，却发现自己家的门前停着一辆警车，并有警察进进出出。原来，妻子在昨天给他打了一天电话都打不通后，认定他出了什么事，所以报了警。

故事虽然只是故事，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明知道手机会对自己进行二十四小时的贴身监视，也还是会默默忍受的。

正如电影里演的那样，一个知道自己被监视而又不能直接拆掉监视器的人通常会“将计就计”，即干脆说假话，以迷惑监视者。从同样的角度来想，用手机的人经常撒谎就不难理解了。然而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脚，谎撒多了是会出问题的。

而对于那些比较“忙”的人，手机就是折磨，就是灾难。本来整天就忙得不可开交，闲瑕太少，然后再被那手机到哪儿都来那么一扰，就变得“永无宁日”了。

手机正是这样一条如影随形的锁链，将人牢牢地锁住，并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空间。

正因如此，这个叫做“手机”的玩意儿一度被人喻为“电子狗链”。

“狗”这个描述虽不甚恰当，但“链”这个字却无疑是神来之笔。

一个经常用电话的人，通常有着良好的说谎能力。

这说谎能力完全是由电话给培养起来的，由于电话的一些特殊性质，使得人身上原来就或多或少地具有的“说谎”这一恶劣品质，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。

相信大家都看过冯小刚导演的《手机》，这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对白，可以说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不错的阐述，张国立曰：“这个瞎话是张嘴就来，严守一，手机连到你的嘴，嘴巴连到你心，你拿起手机来就言不由衷啊，你们这些手机里头有好多不可告人的东西，再这个样子下去，你们的手机就不是手机了，是啥子啊？手雷，是手雷！”

正是这些存在于手机中的“不可告人的东西”让人不断地撒谎，使一些本来不该存在的其实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一再发生。而由于手机（电话）具有不可见性和良好的隐蔽性，导致悲剧发生之后也无法及时地悬崖勒马，而且通常还会越陷越深。手机（电话）在这里，作出了决定性的推波助澜作用，可谓功不可没。

在电话里将“约会”说成“开会”是一件再轻松不过的事情，由于不是面对面，所以在电话里无法通过察言观色来判断对方是否撒谎，这样一来再不会撒谎的人在电话里也可以做到“面不改色心不跳”。既然电话有着如此方便而又实用的“撒谎”功能，大家又何乐而不用呢？

《爱情呼叫转移》中徐峥欺骗龚蓓苾的那一段“刮风下雨打雷”的“声效表演”可以说是将电话撒谎发挥到了极致，虽然剧中这个有些神经过敏的女人最终还是将徐峥涮败，但现实中的电话撒谎如果真能达到如此的境界，相信没几个人能不中招的。

我就有位一同学，某天白天在电话里对其女友“习惯性”地撒了一个其实根本没必要撒的谎，不料第二天当其女友问起此事时，他竟然忘了他昨天撒谎时说了些什么。可想而知，接下来的内容，是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。

“习惯”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。当电话用多了时，撒谎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习惯，当撒谎成了“习惯”时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